少年成捐献器官主力是成人之耻

当小耀艺失去意识,不能自主地合上双眼,护士在他眼睛上涂上了厚厚的眼药膏。医生们将他小小的遗体推出了手术室,向他和他的母亲深深地鞠了三次躬,这样的场景,将在场的人和通过媒体看到这个画面的人深深地打动,人们流下热泪——有对这个可爱小生命离去的悲痛,有对他和他的母亲的感激,也有被他们舍己助人的精神感动,还有更深更揪心的思考和追问。

这样的事情,见诸媒体的还有很多。在感动之余,我们发现,这些自己决定捐赠或由父母决定捐赠器官的孩子,居然是当下我国器官移植成功案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不得不让人在眼泪未干时,后背一阵发紧——相比于那些认为签遗体捐赠志愿书是“触霉头”,坚决认定“死要全尸”才算“正死”的成年人,这些孩子及其家长的心胸更广阔,而且生命观也更加阳光和明朗。失去孩子的悲伤,并没让他们失去理智,而是让他们坚信,移植器官救助别人,既是拯救了别人,也让孩子的一部分,仍然健康地活着。这是纪念死者的最好方式。这种价值观,成为未成人捐赠遗体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但愿捐献器官少年的行为,在令众人落泪的同时,能在各个层面都有所促动——促进政府出台更多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,促进医疗卫生机构提升传播并组织捐赠和用好捐赠的能力,促进民众提高科学认知生死的能力,提高死者家人们的情感接受力和行动力,使更多的机构和个人参与到捐献器官救助生命的行动中来。

考场范本

与悲情的感动相比,有力的行动本身更令人振奋。因此文章不仅谈及“悲情的感动”,感性之后,更呼吁理性的“有力的行动”。对客观资料的掌握,使说理不浮于现象表面,令人信服。

王韬:中国记者“被动”的先行者

晚清之际,报纸对于多数国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。对于《循环日报》这个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刊物,当时的创办人之一王韬并不觉得有什么荣耀。他当初是子承父业,被动地参与墨海书馆的译书工作,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以译述西书为职业的新式知识分子。

由于王韬主理《循环日报》并非在明确的理念推动下采取的自觉行动,而是和译书一样,是一种权宜选择,因而对于这一新式传播媒介,他并没有投入过多激情。从1874年《循环日报》创办,到1884年离开香港,王韬虽然是《循环日报》的正主笔和刊印人,但他却在1875年春,也就是办报大约一年后,就延聘洪士伟担任《循环日报》主笔,代理其主持《循环日报》笔政,自己只是做发稿前的定稿工作,仍旧专心从事著述和著作出版。这反映出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。

尽管如此,王韬有限而被动的办报经历,却是那个时代口岸知识分子富有开创意义的行为。他成功开创了报纸以社论取胜的风格,以致当时的《申报》都加以转载。王韬也凭此取得他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奠基地位。林语堂则称王韬是“中国记者的先行者”。

考场范本

学习历史,就是为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,人类的过去,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,要知道,忘记过去的人必定会重蹈覆辙。学习历史,学习历史里的人们,能帮我们少走许多弯路,也许,那困惑已久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。判断历史,主管与客观太难把握。王韬办报的主观愿望虽然值得探究,但是今天来看,他办报的影响却是更为重要的。历史,终究会逐渐洗去当事人的主观愿望,而呈现出客观的精神。